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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寧夏的第一座石灰豎窯

            作者:信息來源:發布日期:2017-06-10訪問次數:字號:[]

            牛繼寧

            整整五十年前,在銀川市砂石廠建成了寧夏有史以來的第一座燒石灰的豎窯。歲月流逝了一萬八千二百余天,但在寧夏一直沿用著這一方法生產石灰,從未改變?;貞涍@件事,就不禁使我聯想到在建窯前后的七年中,它交織了多少喜悅與酸辛不可忘卻的往事。

            那是1963年的9月份,突然通知我到市工業局下屬的,遠距市區60里地的賀蘭山下的干溝,銀川砂石廠報到。老銀川的干部,幾乎都知道,那是一個名為“下放”,實為“充軍”“發配”干部的地方。因為當時在銀川市管轄范圍內,再也找不到比這里道路更遠、條件更差、生活更苦的地方了。一過西門橋,就是顛簸不平的石子路;一過飛機廠,就是一望無際的荒原,只有遠處原西北拖拉機廠(已下馬),兩棟三層樓房,在曠野的風中好象在哭泣,訴說它的孤獨。  在那個極“左”的年代,凡是得罪了領導和被認為“有問題”的人,都要在這里受到“改造”,上至十二、三級的高干,下到一般干部,“四清”中銀川市三分之一的縣級干部,都在這里經過“洗禮”。所以一說砂石廠誰都知道。

            那是我最年富力強的一段,要談談自己的感受,也就太多太多了!在版面所限的情況下,也只能簡略敘述一下,也好讓今天生活在這樣春光明媚時代的年青人,知道過去老一輩節風沐雨,創業唯艱的歲月,是那樣艱難坎坷。

            一、真是前不見古人,后不見來者的一片荒原。

            接到通知,我帶著沉重、困惑、傷痛心情,拿上簡單的行裝,坐上拉石頭的大卡車,告別了在政府門前送別的好朋友。司機師傅關心的把我讓進了,四面通風的駕駛室,等到了以后仍是一身塵土。

            所謂的砂石廠,只有五排用石頭砌起來的小矮房,個子高一些的人進去后要碰著頭。在這里除過遠處的羊圈和距四、五里地的昊王墳,再看不到人煙,羊圈升起冉冉的炊煙,真是“大漠孤煙直”的景象。有時陣風的強勁,使人幾乎站不住腳。工人們講,有一次把一個來拉石頭的四輪拖拉機掀翻了。卷起的旋風高聳入云,沒有親身見過此景的人,是絕對寫不出“黃沙遠上白云間”的千古絕句來。

            水這一人生存的最必要條件,但在這里,卻很難保障。干溝顧名思義,就可想而知了。舉一個例子說吧!在這里喝的是“蒸鍋水”(蒸過饅頭的水),一開始喝了后肚子脹,時間長了也就習以為常。據說打過一口井,挖了四十多米不見水,也就廢棄了。后來又在宿舍的南邊,打了一口井,總算見到了水,但須兩個壯勞動力,用轆轤搖30米深,才搖上一桶。用一個毛驢車拉到伙房,是上坡路還得用人幫著推。聽工人講,為解決井繩,還是下放這里的原商業廳廳長張英達,跑了多少腿才得到解決的。  蛇和蝎子司空見慣,有一次一個工人從宿舍驚叫著跑出來,原來睡覺時被子里有一條蛇。我一次喝水茶缸子里,一個好大的蝎子,掉進去爬不出來,翹著尾巴好不兇。  上面來視察,有位領導就要睡在我的鋪上,盡管心中好大不痛快,但也不能得罪,我只好到工人宿舍將就一下,一蓋被子脖子好涼,天亮一看簡直被頭像一塊油布。

            當時廠里不到七十人,在鎮北堡有十來個人篩沙子,主要都在干溝生產石灰。方式的原始落后,勞動強度之大,是叫人無法想象到的。來到工地上熟悉情況,一看我愣住了,我沒有去考證,但用這種方法生產,好象時間推后了幾百年前。工人就地挖一個深坑,直徑十七、八米,深三、四米,一部分工人把山上開下來的石頭,用24磅鎯頭破成三、四十公分直徑的片石,一部分工人用手推車推到坑邊碼好,然后一筐一筐從坑邊抬下去。一層石頭,一層煤,碼出坑一米五、六高,用泥糊起來留一個氣孔,下面點火燃燒,半個多月后石灰燒成再等涼下來后,一筐一筐又抬出來。裝窯出窯都得用筐抬,每筐二百斤以上,踏著三、四十公分的跳板,喊著號子。尤其是夏天出灰,曠野中旋風特多,坑里被風卷起的石灰,眼睛都難睜開,夏天氣溫高達40度,工人們脖子里的毛巾,袖口還都緊緊的扎住,否則流出的汗水,一沾上石灰就燙起泡來。其勞動強度之大、之苦,恐怕在銀川市再也找不到第二家了。最讓人頭痛的是,有時半個多月,燒的是加生石灰,工人就得再一筐一筐抬出來,重新裝窯。有一次我搭乘武警來拉石灰的汽車進城辦事,一個軍官把我拉在一邊對我說:“你們簡直太麻痹了,連一個警衛都沒有。”他把工人都當成了犯人,我說:“悄聲點,他們可都是國營工人!”這位年青的軍官,愣愣地看著我,半天沒說出一句說來。

            生產落后必然導致效率的低下,同時反映在成本上、價格上,這是必然的孿生兄弟。一噸石灰成本高達50多元左右,銷售價格到67元左右。“低標準”之后,黨中央“八字方針”(調整、鞏固、充實、提高)及《國營工業企業管理條例》簡稱“七十條”,相繼出臺?;窘ㄔO方面,據統計1964年銀川地區基本建設投資是1962年的3.7倍,這就對磚、瓦、灰、沙、石地方建筑材料,必然提出相應的要求,不僅在數量上,同時在價格上,質量上,對目前這種現狀,基本建設單位都十分不滿。有一件事當時砂石廠生產的片石,除用在房屋基礎,還用于水利工程。不知哪一位提出了砂石廠的石灰石,不能用于水利工程。市工業局讓工廠找原因,原來提出這個問題的先生,其理論依據是碳酸鈣可溶于含二氧化碳的水。我不得拿出否定的依據,費盡口舌去解釋,否則砂石廠將面臨著不能生產的困境。

            “八字方針”的春風吹到了砂石廠這個被遺忘的角落。長期禁錮、閉塞的狀態,雖在計劃經濟的保護傘下,但總這樣,也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。走出去看看外面的大千世界是怎樣干的,是共同的愿望和呼聲。

            二、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,全靠自己救自己。

            等、靠、要,像砂石廠這樣單位,根本是不可能的,就是有點錢,上級也決不肯投向砂石廠。國際歌中不是說了嗎,還是要靠自己救自己。就在沒有資金這樣的情況下,就這樣李培立等六七名同志一直走到東北通化,看一看人家是怎樣在生產。功夫不負有心人,總算看到了人家在日偽時期,就采用豎窯來生產石灰,這一想法,也得到了通化石灰廠同行的大力支持,專門派來老工人幫助建窯,并一再表示囑托,不把銀川砂石廠豎窯建起來,生產出合格的石灰,派來的同志決不返回。

            廠里同志不分晝夜,算了又算,利用自己的一點點優勢,盡量干自己能干的一切事情。全廠職工全部動員起來投入到建窯中去。市建公司書記任天民親自帶隊,吃住在工地上,就這樣四十多天的時間,建成了寧夏有史以來的生產石灰的豎窯。

            豎窯建成僅用了三萬多元,平均每天可生產石灰40噸,一天24小時不間斷。結束了人抬肩挑的那種效率又低、強度又大的局面,燒出來的石灰,不僅質量好,成本也低,效率提高了12%,成本降到15元左右。掌子面上再沒有過去堆積著的厚厚石渣,到了工地上,都是堆好碼成方的片石,等待拉運。

            銀川砂石廠石灰豎窯的建成,對區、市建材行業來講,震動很大,特別各施工建設單位,聽到價格這樣大幅度的下調,無不拍手稱快。自治區建材局(廳)把銀川砂石廠列為重點,凡有會議,都讓砂石廠前來參加,如傳達大慶經驗時,盡管來的人很少,但建材局的領導仍能耐心傳達講解三個小時之久,他們這種認真負責的態度,很讓我們這些下級單位感動。

            三、我在七年中,三位高干曾下放這里。

            1965年春天,自治區原建委主任十二級高干王克同志,被“發配”砂石廠。來后市工業局不宣布職務,只讓臨時負責,這位在抗戰初期就做黨的工作的老同志,并沒有來到這樣一個地方而表現出絲毫氣餒。當他熟悉了解情況后,用他自己的見多識廣和聰明才智,為改變砂石廠這種落后面貌,花了很大心血。他利用各種關系,到處求援,說服一些非金屬礦山開采的大企業,把一些二手或被更新下來的過期的礦山機械調撥來,在計劃經濟下,國營企業相互之間只辦一下調撥手續,不需花一分錢,如顎式破碎機、空氣壓縮機、風鉆……。并把青銅峽水泥廠的技術員也請來,用豎井的方式開采石料,采用平臺裝卸,使用礦車,輕便軌……大大減輕了勞動的強度,也同時提高了生產效率。王克同志所作所為,在砂石廠職工中有口皆碑。有一次一位領導來視察(比王克低六級),交待王克要用階段斗爭的觀點,來觀察所有干部的言行……走后王克向我談及此事,一直心有余悸。在那個靈魂扭曲的年代,不用極“左”面貌,如何表現出自己來。

            閆茂公同志十三級高干,從全國總工會調來寧夏,也是抗日初期在山西參加革命的老黨員。在砂石廠這樣一個環境下,他任勞任怨,是一個非常仁慈、寬厚、忠于黨的事業的好領導。他分析問題、判斷事務、處理矛盾,不是一般領導相能比擬的。他曾任山西省第一書記衛恒的秘書。由于他按黨的政策辦事,總被有些自稱“革命”的人視為右傾。在和我談心時笑著說“我是個老右傾!”。砂石廠水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人。當他分析砂石廠之前,一機部所屬長城鍛造廠,曾在這里勘察規劃過,后來又下馬。他說這樣一個三線大廠要建在這里,解決水是首要問題。烈日下他帶著我找原來的管線,硬是刨出來埋在地下一米多深,直徑30公分的鑄鐵管。這讓我們喜出望外,就根據這一思路又找到了在高家閘已打好的一口深井,從長城機床廠找到放置在庫房不用的水泵,并在西安找回深井的圖紙……。這不僅解決了砂石廠生產、生活的大量用水,原來的荒原也變成了一片綠洲。閆茂公調工交核心領導小組任組長后,讓政工郝一人同志把我立即調回銀川,并讓我選一個單位。他看到我結婚后也有了孩子,生活太艱難了。有句古話“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。”我對他的感情無法遺忘。調市計委后在他的追悼會上,我再也忍不住而失聲痛哭。每逢清明節,我永遠不會忘記在他的墓前默哀鞠躬。

            賀永財同志調來砂石廠不久,我就離開這里,相處時間不長。一開始時我對他很反感,總覺得他架子大,我能避就盡量離他遠一些,免得弄不好頂撞起來。但偶爾一件事,僅幾句話,我一下改變了我的錯誤看法。他是一個敢于直言,坦誠的好同志。那是干溝要建軍用飛機場,砂石廠只得搬遷,找來找去都無法解決耗資大的“三通”。最后還是選在干溝后面的套門溝,距軍用飛機場很近。自治區生產指揮部下達了一個通知,為國防保密起見,砂石廠所有職工,必須按工程兵的政治條件嚴格審查。對不符合條件的,要一一調離……。當時有港、臺、澳海外關系的,屬清查首例。1970年10月份一天,我正和賀永財同志在工地上研究工作,一個老工人滿頭大汗地來找賀永財同志說:“我是一個貧下中農,為什么要清理我?”原來是這個工人的姐姐、姐夫在香港理發為生,每季都返廣州探親。這件事放給其他人,最好的答復也只能推托說,這是上級的決定等之類的話。我沒有想到,賀永財同志很生氣地用陜北話罵了一句:“毬!到了廣州三分之一的人還不讓上班了,你上你的班。”在那個極“左”的年代,敢于這樣大膽直言的人,尤其是一個下放來的領導,太少太少了。

            三位同志留給我的印象是深刻的,留給我的回憶是難忘的。他們都已先后故去,但他們在我心目中永遠是高大的。

            四、上級派來了“四清”及“文革”工作隊。

            1965年10月份,“四清”工作隊,根據中央“雙十條”和西北局的“補充十條”精神,開展了“清經濟、清政治、清思想、清組織”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。一時間廠子里好不緊張,工作組的神秘,不和凡人說話的高傲態度,搞得人人自危。他們成天關在屋子里,翻檔案,看歷史,找問題,干部全部靠邊,天天召集工人開會揭發問題,開始干部“下樓”,我排在首位。一次,兩次到第三次檢查還通不過,我也懶得再寫了,說我態度不好,我一下和隊長頂起來了說:“我十四歲就參加革命,打過仗,流過血,至今16年了,毛主席說我們要改造舊世界。難道我一個孩子也沒有改造過來……”。我想他會大發雷霆,誰知他沉默了一陣說:“你明天檢查完,去抓生產吧!”我算第一個解放了。因為干部都集中寫檢查,沒人管生產了,生產滑下來工作隊也不好交待。黨中央“二十三條”下達后,糾正了桃園經驗,打擊一大片的極“左”作法,情況較前有了好轉。“四清”工作一直到1966年4月底結束,“四清”工作隊撤了,但留下觀察員??墒遣痪糜珠_始了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”,工作隊返回又充當“文革”工作隊,沒想到這場“文革”就歷時十年之久。

            “四清”結束后,征詢對“四清”工作隊的意見,我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,按“二十三條”要求,提了些個人看法。這是極正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,可這一下冒犯了工作隊。“文革”一開始,因為我看了一本從新華書店買的,也是團中央向全國共青團員推薦的書,前蘇聯作家肖洛霍夫寫的一個老共產黨員的一生,書名叫《一個人的遭遇》。“文革”工作隊就以此為借口,把我打成“修正主義分子”,后來又升格成“漏網右派”。我仿“人民文學”封皮畫了一張打靶歸來的女民兵,衣服著的是紅色,題名為“不愛紅裝愛武裝”。有些人可撈著了稻草,貼出大字報說:“不愛紅裝愛武裝,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說的,可牛繼寧偏讓女民兵穿上紅衣服……”。我又升格成為“反革命”。他們這種拙劣行徑,既無知,又陰險,更可笑。黨的政策擺在那里我也不怕,那個年代大字報萬歲,我也寫了一張,反駁了他們的無知,我說:“你們曲解毛主席的話,所指紅裝是紅色衣服嗎……?”他們嚇壞了,又組織人趁天黑去撕大字報,讓人又可笑,又可氣。從思想上我確實看不起他們,有些隊員,知識不高,點子不少,舉止輕浮,自以為是,對男職工態度傲慢,對女職工輕浮不軌。把我下放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勞動。年輕確實是本錢,我和工人們在一起,又說又笑。我想起續范亭烈士一句詩中的兩句話“奸雄滿腹欺凌意,早在周郎一笑中”。尤其在“四清”中提起來的一個工人廠長,無知又拔扈,一個年輕工人還是一個孩子,背后說了他幾句,就反復批斗,孩子忍受不了幾乎自殺。10月份,我又回到了工作崗位上。對現在的朋友們、年青人來講,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。

            凡到過這里工作、勞動過的同志,不論是干部還是工人,不論是高干還是一般干部,不論是男還是女,都是在不遺余力的,為改變這里的落后面貌,而忘我工作和勞動。經受過這樣一段不平凡的經歷,如何認識它,毛澤東同志的一段話,“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,見世面;這個風雨就是群眾斗爭的大風雨,這個世面,就是群眾斗爭的大世面。”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,觀察和對待事物的辯證邏輯。兩千多年前的老子就說過“禍兮福所倚,福兮禍所伏”,塞翁失馬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            二OO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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